达巍：历史上大国滑向战争，常常是无意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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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国发展起来了，却没有变得更像美国，所以美国失望、焦虑、甚至愤怒。”
“中美有一个共同的利益——不打仗。”
“如果说今天中美之间有很多分歧，难道分歧比50年前还大吗？”
关于如今深刻变化的中美关系，《环球交叉点》主持人袁鸣对话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、社科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达巍。
袁鸣：不久前您发表文章，把中美过去50年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。
达巍：第一阶段是从1972年到80年代末。此时中美关系的核心逻辑就是联手制衡苏联，并且应对冷战期间的挑战。
第二阶段，是从90年代开始到2017年，也就是特朗普上任第一年。这个阶段的核心逻辑是“接触和融入”。全球化在扩展，中国也融入其中。美国对中国“接触”，要把中国带到这个体系里。所以这是一个接触、塑造、融入的阶段。
第三阶段，从2018年以来，涵盖了特朗普政府后三年，以及拜登政府目前的表现，即战略竞争框架。两届政府在具体政策上略有差别，但核心逻辑相同，即中国同美国逐渐成为等量齐观、平起平坐的竞争对手。所以美国要通过各种办法在竞争中获胜。是这样的三个阶段。
袁鸣：您刚刚提到的第二阶段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近30年时间。是在什么时候，整个轨迹发生了变化？到底是内生因素还是外部因素？
达巍：第二阶段，一开始是比较积极的，特别是90年代克林顿访华等一系列事件，整体比较积极。
21世纪以后，趋势逐渐趋于负面。从小布什政府开始，后来到奥巴马政府，特别是到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，愈加负面。发生这种情况的一个基本原因，就是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和崛起。
美国过去认为，中国如果经济发展起来了，中国的政治、社会包括经济制度都会变，会变得更像美国。
但是美国越来越发现，中国一方面力量在上升，但另一方面，并没有按照它期待的那个方向发展。所以美国先是失望，后来焦虑，甚至愤怒。各种各样的情绪造成了中美后来第三阶段的碰撞。
1972年，尼克松访华“破冰”，这个“冰”是怎么形成的？是美苏冷战。
中国原来是社会主义阵营，美国是西方阵营，所以大家被“冰冻”住。从1949年冻到1972年，冻了22年。直到尼克松访华，中美发表“上海公报”，中美关系开始逐渐恢复正常并在之后的50年里取得长足发展。
然而50年后，美国发现情况又变了。首先是力量的对比，从1784年美国第一艘商船“中国皇后号”到广州，两百年来中国第一次以一个跟同国几乎平起平坐的地位出现。另外，最近四五十年里，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期待，好像在落空。当然我们从中国的角度说，本来你的期待就是错的。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是落空。
“中国皇后号”
这种结构性的变化，造成了过去三四年里中美关系发生了变化，现在把它叫做“冰冻”、“冰封”，也不为过。从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，中美之间来往非常非常少，不管是高层还是民间，包括经贸也受到很大阻力。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“冰封时期”。
袁鸣：今天中美关系“冻”起来，双方还有没有破冰的意愿？
达巍：如果我们去问，“破冰”大家有没有意愿？都会说有意愿，但是意愿要靠行动来支撑。
双方能不能够克服阻力？克服大国竞争带来的负面性？需要行动。目前的这种行动，我们还没有看到，或者说还不足以打破坚冰。
其实拜登政府上任以来，中美高层是有一些互动的。中国的留学生也都到美国去了。贸易创下新高。交往是有了，但是局面还没打开。为什么？因为背后的驱动力不够紧迫。
50年以前，为什么中美能打破坚冰？因为那个时候，中美两国都感受到苏联的威胁迫在眉睫，所以迅速采取行动。
其实今天的中美也有两个共同利益很重要。一个就是在全球问题上合作，比如气候变化、新冠疫情、公共卫生等。到今天，如果还觉得这些问题遥远，真的就很遗憾了。我们已经经历新冠疫情两年多了，疫情严重影响了我们全世界、每一个人。
中美还有一个共同的利益，就是不打仗。这在50年前的“上海公报”里也专门提到，中美都想避免冲突。
今天的中国和美国还是想避免冲突，打仗对谁都不好。但是大家似乎都觉得，中美离打仗还很遥远，两个核大国怎么会打仗呢？
但是实际上，历史上大国之间最后滑向战争都是无意识的。没有几个大国说我憋着劲要去打仗但是结果会无意识地滑下去了。
袁鸣：就算不打热战，有没有可能进入“新冷战”？
达巍：我不喜欢“新冷战”这种表述，因为它用了一种历史类比。一讲“新冷战”，大家就会想，跟冷战有什么共同点？有什么不同点？这个讨论就会没完没了。
中美之间会进入一种没有战争、但非常紧张的竞争关系。这种形态，我认为是大概率事件。
袁鸣：对照50年前，如果要“再破冰”的话，工具是什么？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人物？外部的因素又会有哪些？
达巍：有两个力量是特别重要：第一就是民间，我们一定要维护好民间的交流。事实上50年前，人文交流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，比方说乒乓外交。现在中美战略关系紧张，但是如果双方都能有大量沟通，人和人交往，就会改变很多看法。不交往，大家都会把对方妖魔化。
第二个重要的力量，就是中美两国高层的决断。现在50年后，我们来回顾“上海公报”，我觉得公报的核心就是中美高层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大胆行动。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大胆行动。
我们想想，如果说今天中美之间有很多分歧，难道今天的分歧比50年前还大吗？今天中美是有分歧，但比50年前好多了，我们没有理由不坐下来，把中美关系的前景稳定下来。
要把中美关系变成以合作性为主的关系，我觉得可能性不大。在这种格局之下，竞争就竞争，但是大家要有底线，要有限竞争、可控竞争、良性竞争。这样中美关系就不会走到特别坏的地步。
文章2022年3月7日首发于环球交叉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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